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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了故事,丢了历史——谈谈今天我们如何避免误读历史

2017年04月26日 07:53:22 来源: 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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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应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义、自觉、自由和善良,我们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中,就拥有境界、方法、水平和情怀,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力量、光明、温暖和希望。

  文学创作永远无法回避历史问题。因此,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盛行的当下,在微观历史、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丰富的今天,我们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已经呈现了一种“捡了故事(微观的局部的片段或细节),丢了历史(宏观的整体的过程和因果)”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和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对于写作和阅读,写什么和读什么或许不必操心,因为对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来说,什么都可以读,什么也都可以写,可怎么读、怎么写却是一门学问,这里有情感、有立场、有哲学、有思想,有一点还是必须要有的,那就是还要有科学和理性——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

  精神有领袖,历史无先知。要做到正确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或者说如何避免误读历史,笔者结合自己的历史写作和阅读经验,谈一点肤浅的体会,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期待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不要轻易迷信权威,要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怀疑精神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确,历史都是由人来书写的,而且任何时代历史的记录,都深受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当时写作环境、价值观、写作动机、语言习惯和素质水平等因素制约,有好坏之分,有真伪之别,甚至还有故意遮蔽、掩盖历史真相的。因此,读史、写史就必须学会辨史,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不能对某个历史事件、某个历史问题,听了某个所谓权威的一家之言或一部专著,便急急忙忙倾心相信,从而受到蒙蔽,陷入对所谓“历史”的“迷信症”,误入歧途。因此,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必须提高警惕,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历史的局限和局限的历史,辩证分析,不能照单全收,既要在局限的历史中观照过去,也要在历史的局限中展望未来。

  当下诸多所谓的网红式的学术权威和大V、公知,他们当中很多人既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也缺乏深厚的学术修养,还不愿“坐冷板凳”,是不甘寂寞的“半油篓子”,凭借自己在国家级研究机构、院校、媒体、基金会或其他有经济实力的自媒体平台,以自己不怪则怪的奇谈怪论和牢骚满腹的情绪口水,采取与主流思想绝对对立的碎片化的观点,用自己武断、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泄私愤、发雷音,迎合和媚俗受众的逆反心理,或采取擦边球的形式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甚至诋毁、诬蔑或歪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其真实目的就是以言论、出版自由的幌子煽风点火,企图通过各种新媒体和社交平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所谓宪政民主,做“和平演变”的奴才。比如,某本以“国家”打头的人文历史杂志在未经笔者允许的情况下曾两次摘转本人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的内容,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在转载中竟然在本人著作中插入境外出版物的文字,拼凑剪辑,前后观点完全相反,后被人举报,不得不公开向社会和本人道歉。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命题。当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却被众多的公知们普遍地滥用和误读,甚至已演变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把“真”字丢了,以致谬种流传。在他们看来,“现实是从历史中来的,甚至现实很多顽症根治乎历史,欲知现实之所以然,离不开去历史里面寻踪索秘、拔草寻蛇”,似乎现实就是历史的翻版或历史就是现实的预演。其实,早在1947年,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论文中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就曾对这一命题做了比较正确的解读:“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我们可以鉴古知今,可以资治通鉴,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一些方法,但现实中的问题,只能抓住现实中的矛盾来解决,在现实的发展中找到答案。

  二、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述史,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角

  如果说“历史是平的”,这个“平”就应该是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历史,绝对不是人类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的口述史,只是一个人的,他的想法、看法、说法,是否就是历史呢?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眼见不一定为实,耳闻不一定为虚。现象不是现实,现实也不等于历史。历史人物亲见亲闻亲历的,或许也只是历史的一种表象和瞬间,甚至在那个历史的现场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也被蒙在了鼓中,而“新闻背后的新闻”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小我”只是“大我”的一部分,有时候看似可有可无,却千钧一发四两拨千斤。

  比如,笔者历时数年采访创作完成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以新发现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完整澄清了歪曲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第一谎言”,被誉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发现和收获,却竟然有人在新浪网专门开设“老行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572330144),扬言“请丁晓平先生试吃砒霜、水剂甘汞、来苏水和鞣酸液……”其实,王明子虚乌有的“一家之言”仍被人不断复制、贩卖和炒作,妄图从根本上动摇一个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它的公信力。

  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我们坚持大是大非,走正道存大义,既不能戴着显微镜放大历史的偶然,也不能戴着老花镜模糊历史的必然,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说东道西,王顾左右而言他。历史写作,我们必须要寻找、发现和呈现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何谓最有价值的历史?一句话,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

  从近年来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状况来看,诸多文章明显缺乏理性,有的是完全在自说自话、喃喃自语,有的是借机发泄个人恩怨,有的甚至在搬弄是非。比如,从这些年的所谓“民国热”来看,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人物历史作品和许多渲染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作品,以揭秘真相为噱头,把蒋介石等民国人物描写成不可一世英雄和伟人,很多都是“国粉”“蒋粉”的一家之言,没有抓住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主流、主题和本质。他们大多以截取历史某个阶段或者段落的形式,以局部否定全局,以段落否定整体,以偶然否定必然,不承认历史的内在规律,逆历史潮流妄图搞什么颠覆、解构,实质上就是否定历史。在这方面,比如历史教师袁腾飞等,他们以调侃、诙谐、幽默的语言,写出了诸如《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历史挺靠谱》,不排除有一定的新潮和新意,但其本质上的犬儒主义给青少年带来了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再比如,在某超级畅销书中竟然也发出了“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这样“既生瑜何生亮”般的感叹,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

  当下,一谈及文艺与政治,许多人就“谈虎色变”,热衷“去政治化”,仿佛自己与政治没有关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政治密切相关,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谁也不能离开政治。比如,许多学者、教授对诸如袁世凯、胡兰成这些民国时期所谓“反面人物”大搞“平反运动”,片面地夸大这些历史人物本身确实具有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往往却矫枉过正,走向极端,误导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大众,以至于认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运用强权,恣意篡改、隐瞒、阉割历史”,影响十分恶劣。这种带有私人情绪的学术研究活动具有很大的欺骗和负面作用,他们不仅没有看到历史前进的脚步,而且没有理解历史研究“有经有权”的道理,表面上摆出一种所谓“去政治化”的姿态,其实质上玩的却是“政治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

  三、不要轻易对历史下结论,要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然而历史失真与历史思维的偏差,往往导致文明的生命力的下降,损害历史的镜鉴作用。历史需要科学的、深层的探究和客观的评价,需要我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既要正视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狭隘、局限、偏见和人类社会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斗争性,又要看到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只强调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把历史只看作是精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历史是一条滔滔不息的长河,逝者如斯夫。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都要抱有一种敬畏之心——当历史的牺牲作为名词的时候,更加凸显历史人格的崇高,更加凸显历史逻辑的严谨。

  因此,历史写作不能轻易下结论,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明晰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终极目的——还原现场、照亮现实、美好未来。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正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历史写作的目的放在发掘历史的价值上,引导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智慧和营养,不再重蹈前人的覆辙。这就要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秉持人文关怀,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保持宽容,要坚持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既不一味展览黑暗与丑陋,也不无视可能体味到的炎凉辛酸,而是更多的对真善美的发现,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丰饶和贫瘠、阳光和阴影的珍视。同时,我们对历史的发现和重述,还要懂得历史问题的解决和呈现必须要充分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利益,既不能投鼠忌器,也不能因噎废食,它不是抢新闻上头条,必须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掌握方法和时机。

  近年来,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甚嚣尘上,其中不乏国字号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定五四运动,简单地错误地认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就是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推翻“孔教”就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儒家思想(笔者在著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有比较系统的正确分析),甚至简单粗暴地将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比如,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这一天,某报刊发了曹汝霖的《回忆录》,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们竟然在“编者按”中罕见地把五四爱国运动简单地定义为青年学生的一场“街头运动”。还有,近年来尊孔之风盛行,许多商业机构绑架文化学者利用文化产业化,所谓的“国学”大行其道,变相地把读经、穿汉服作为传承国学的形式,实质上是学风、文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是“四不像”的新八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忽悠民众、变相赚钱。

  四、我的愿景或结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义比平等更重要

  历史的阅读与历史的写作一样,需要具备良心、良知来造就良史,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共识造就知识。何谓知识?笔者认为:知即调查研究,识为辩证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思考,学会用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思想之剑。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辩证法其实并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逻辑,甚至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它不想混淆黑白,不想说一个东西既是这样又不是那样,一个事物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因此,辩证法要的是在事物之间活学活用各种道理,灵活地看问题,机动地做事情,也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好正确的事情,它其实是一种人文的方法,它要求以我们的价值观去改变历史(改变并不是改写)。简单地说,辩证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各部分必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真正被理解;另一个角度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一方面历史在操纵着我们(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创造历史,我们在历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既有来路又有去处,才能踩在历史的点子上,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

  无论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阅读,我们必须突破历史的局限,不当“事后诸葛亮”,不做“马后炮”,不搞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那一套尖酸的把戏,更不能浅薄、无知地搞什么拿来主义,拿过去类比今天,拿外国类比中国,否则就会滑入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茅坑中去,陷入痴人说梦盲人摸象的唯心主义的泥沼。而那些靠炒作历史已经不入流的陈芝麻烂谷子来标新立异的、像狗仔队一样挖掘历史的花边新闻来哗众取宠的公知们,甚至不惜人格国格媚俗媚外媚低级趣味,搞什么解构、颠覆、重塑这些所谓的新名词新花样,终究将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奴才和知识的乡愿之徒而被历史所耻笑。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众媒体不问青红皂白,记者因受自身知识的局限,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像狗仔队一样抢新闻、找噱头,“追星”般跟风炒作,博取眼球,推波助澜,在舆论上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思想与理性是人类天性中最重要的素质,对此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信仰。就像没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绝对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一样,没有思想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我在著作《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的序言中,对历史写作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而是智慧的引擎;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而是耳聪目明的大脑。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在全球正在“化”为一体、微观史独领风骚、史学研究“碎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史学家和公知们沉溺于对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并自足于津津乐道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的今天,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琐碎、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离不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在宽容、坦率、真实、正义中正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从而避免陷入历史的虚无和知识上的尴尬境地。

  因此,我始终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义比平等更重要。”

  历史的苦难造就了苦难的历史。而苦难又是历史送给我们的一个最不受我们欢迎的礼物——是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份礼物。对历史,我们必须深怀敬畏之心,怀抱理性的真诚,珍之惜之。还是那句话: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其实不仅是为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正确的研究和认识历史到底有什么作用?在这里,我想用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四句教”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后,我还是引用作家梁晓声先生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释,与大家一起共勉。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正义,不用提醒的自觉,以限制为前提的自由,替别人着想的善良”(笔者稍为作了一点改动)。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应该做一个像梁晓声先生所说的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义、自觉、自由和善良,我们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中,就拥有境界、方法、水平和情怀,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力量、光明、温暖和希望。

[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