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可是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们的争斗是君子之争,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而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却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一
王安石生于1021年,21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1019年,19岁中进士。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道:“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 “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语。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他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翻开《宋史》,王安石拒贿之事也不罕见。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张藤床是公家的财物,是王安石当宰相时夫人吴氏借用的。罢相之后,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吴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仆人只好悄悄地告诉了王安石。平素就邋遢惯了的王安石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脏兮兮地在这张藤床上躺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夫人吴氏见了,赶紧用手捂着嘴巴,让人马上把这张藤床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他的政敌司马光在这点上与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在那里读书写作。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华,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长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士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
二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不好声色,是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为他买了一个小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那女子说:“我的丈夫是军中官员,运米时船沉,家中资产都赔上还不够,还要卖了我来补偿。”王安石问:“夫人买你花了多少钱?”女子说:“九十万钱。”王安石叫来她的丈夫,对他说:“把你媳妇领走,九十万钱也不用退了。”那对夫妇破镜重圆,和好如初。
司马光婚后三十余年,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张夫人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取出一本书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板着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三
1067年年初,宋英宗驾崩,不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年轻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内,都劝他遵循祖宗旧制。司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因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宋神宗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决定起用敢作敢为、锐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司马光再次成为同僚。但是,二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一直是争执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皇帝还是倾向于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他们的分歧,是为国为民所忧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吕惠卿,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司马光与复仇他的蔡京终没有结成朋党,也正因为此。王安石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谥号“文”。
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体虚弱消瘦,宾友举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马懿语难以持久一事相劝,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死生命也。”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