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冯其庸先生在青岛出版集团
1月22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五，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以93岁高龄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感到意外、悲痛。
就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带着刚刚印制完成、还飘着墨香的《瓜饭楼手抄〈石头记〉》，赶到北京通州冯老家里。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
那天，冯老刚刚出院。我打开木匣，选了带朱批的一册给他，老人家看到书突然哽咽了，不断重复着“感谢”两个字。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跟冯老交往这么多年，老人家都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几年前《瓜饭楼丛稿》定稿付印前，冯老还在青岛饮酒赋诗，也许这部手抄本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与情感，也许冯老把这套书的面世当做一次相隔50年的会面……
2009年夏天，在外出差的我接到董事长孟鸣飞的电话，让我马上赶到北京，说总署领导要给我们引见冯其庸先生，冯先生有一套大书有意让我们出版，当时很激动也很忐忑，连夜查阅资料做功课。见到冯老，他和蔼可亲地与我们攀谈了一会儿，就很快答应了与我们正式签约。事后，我从《大众日报》记者逄春阶采访冯老的文章里知道了冯老为什么如此爽快选择青岛出版社的答案，冯老说：开始人家劝我不要在青岛出版社出，意思是青岛出版社是个地方出版社，小出版社。我是不讲这些的，我就说，我是无锡农村出来的，我那农村比青岛小得多啊，什么大和小的问题啊。我们这次合作比较成功，关键是出版社的孟总，有远见，能办事。拿到这部稿子后，他们非常重视，也不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大家一说就成，自始至终，一直是非常融洽。
当时，我们拿到这部沉甸甸的35卷《瓜饭楼丛稿》，压力可想而知。回到社里我们立即成立编辑项目组、《丛稿》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冯先生给我们推荐了著名编辑专家柴剑虹先生做我们的编辑顾问。犹如董事长孟鸣飞鼓励我们那样，冯先生把他一生的著述成果交给我们出版，是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也是我们的荣耀，在我们编辑生涯里能编冯先生著述更是编辑们的幸运。
冯老学问博大精深，《丛稿》分文集、评批集、辑校集三大部分，1700多万字，内容丰富，体例繁复，且写作时间跨度长，既有以考论《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家世为重点的文史研究论著、图录，大量叙人纪事、抒情感怀的散文、诗词和随笔类文章，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稿，又有对《红楼梦》几种主要版本的精彩而详赡的重校评批巨著，还有辑校、考订、笺证其他古籍的学术成果。此外，由于冯老历来强调实地考察，重视图像资料，与文字相得益彰的近2000张珍贵图片也成为《丛稿》的一大特色。全书既有简体横排，也有繁体竖排，随之也必然带来了全书形式、体例上的复杂多样性。如何确定编校原则，使之既遵循学术规范，遵守相关语文法规，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就成为做书过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
冯老似乎感到了我们的压力，2010年，年近90高龄的冯老来到青岛出版社，第一件事就是见编辑们，与编辑们谈治学、谈人生经历，讨论文集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大家把编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他老人家一一沟通，大至体例、结构、版式、封面，细至字句斟酌、图片增删、标点使用，冯老都不惮繁难，提出意见。编辑们提出的一些与现行编校规范不一致的字词用法，冯老和大家一起逐一分析，讲这些用法的出处与典故，讲“既要符合规范，又要兼顾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的丰富性”“要保留当时历史背景下文字的原始状态”等等。冯老还把自己的电话告诉每一位编辑，让他们遇到问题随时沟通。记得当时每改一遍清样，我们都先把遇到的疑问集中起来请教柴剑虹先生，再把几大箱的清样送到冯老那里，他会对每一卷文字进行审读。记得文集里有两卷是《中国文学史稿》，原稿是依据冯老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蜡版刻印的稿子整理重新排录的，因字迹不清给校对带来很大难度，我们校对了几遍，冯老一直感觉尚欠火候。后来，我们调整了另一位老编辑对稿子进行重新编校，冯老看到清样后高兴地给我电话：你们这位吴编辑把很多问题看出来了，很好啊，我到青岛要见见他。
这种融洽的交流让我们与冯老渐渐熟悉起来。冯先生出身贫寒，自小就深知人生勤奋耕耘的重要，不论是作为耕牧之童，还是厕身学术之伍，他的勤奋保持了一生。他涉猎广泛，成就斐然，兼及文献、文学、红学、书法、摄影、绘画、考古、戏曲等等。他的一生是耕耘的一生，也是收获的一生。
在编辑冯老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冯先生很多著述是夜以继日写成的，而且有的是在旅途中构思动笔，他的诗画创作则是在学术研究的间隙进行的。冯先生的夫人夏老师常跟我们说，“老先生是个闲不住的人，90多岁了依旧是天天工作到深夜，天天有干不完的事”。
2011年秋天，浩大的文集编辑工程即将完成，冯老决定再次到青岛看望为文集的编辑付出辛劳的编辑们。记得那天晚宴冯老喝了一小瓶我们青岛产的71度琅琊台白酒，还即兴赋诗：“碧海蓝天作远游，岛青人好似澄秋。感君意气浓于酒，高烧琅琊不及稠。”冯老解释说，按说青岛距北京并不远，但对我这个年龄来说，这就是远游啦。席间，我们敬冯老酒，祝贺《丛稿》付梓，一旁的夏老师让他少喝，他老人家兴致不减，郑重其事地说，这酒不能马虎，这酒要喝……
回京不久，老人家还把这首诗写成书法条幅送给我们。后来的每次见面，他老人家总是说：“我选你们是选对了，你们集团是有担当有眼光的，你们不是生意人，这在现在是太难得了。”2012年《瓜饭楼丛稿》出版后，冯老又把《丛稿》的单辑、单卷的出版权签给了我们，并一再表示版税由我们定，他不提要求。2015年上半年我们把《丛稿》的单辑、单卷全部出版。
2015年10月，冯老将他50年前手抄的庚辰本《石头记》郑重交由我们出版，他老人家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这个抄本的故事，并写了两篇文章交给我，我明白，这是冯老一部“压箱底”的作品，他是要托付给信任的人去出版。
1966年“文革”之初，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冯其庸先生成为首批被批斗对象，他收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也被抄走。冯先生担心浩劫中这个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思前想后，他决定照原样再抄一部！在那种境况下，这是相当大胆而又危险的决断。当时只有晚上才允许冯先生回家。他想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天深夜等大家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从1967年12月开始，到1968年6月抄毕，整整抄了7个月。为防再次被抄家，冯先生将自己的抄本转给妥实的朋友保管，直到“文革”结束才完璧取回。
虽然庚辰本《石头记》原本在“文革”中逃过一劫，未遭损毁，而冯先生的这个抄本却依旧有其特殊的内涵和价值。一位文史研究学者在那样一种险恶的境遇之中，为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深夜秉烛疾书，完成一部洋洋80万字名著的抄本，这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冯抄本”承载着一位红学家的爱国情怀与文化担当。
冯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红学研究大家，在书法绘画创作上尤有相当精深的造诣。他认为书法要从学问中来、诗境中来。冯先生的小楷有深厚功底，从他这部《石头记》抄本的书法风格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前边部分有明显的晋唐书风，后来转为他较为熟练的文徵明小楷风格，再后来则变为书写较为快速流畅的行书小楷。书风变化也与当时的环境、心境密切相联。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抄本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回想从编辑出版《瓜饭楼丛稿》至今8年时间，我们多少次奔波于北京、上海、扬州、常州，多少次与冯老交流、向冯老请教，这是我编辑生涯里无比充实的一段时光，也让我们更深地理解编辑这个职业的内涵，编辑工作让我们走近文化的高峰，是最好的学习，是最好的人生修为。
现在，我们仍保存着《瓜饭楼丛稿》35卷的近10次编校清样，整整两大书橱，每遍清样都记录着冯老、文集编委会成员以及编辑们的编校痕迹，这是我们出版社存之久远的财富。
1月11日下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再次到北京看望冯老，冯先生紧紧握着董事长的手说：“我跟你们已经不仅仅是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我们是朋友！”这句话是那样质朴，却又那么令人动容。是啊，冯老，无论是作为一家出版机构，还是作为您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谈好的选题没来得及出版，把您老留下的巨大而丰盛的文化财富整理出版好，应该是对您老最好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