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舍予”曾为“字”，后为“名”
中国现代作家多不以本名行世，而另以“字”、“别号”、“笔名”、“堂号”及“室号”为人所知。研究姓、名、字、号是中国传统的一门学问，从中可以窥见对象的个性和人格投影。
现代著名作家老舍的“字”、“名”也很有讲究。
“老舍”本名舒庆春，原无字。14岁左右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曾取“字”曰“醒痴”，此时如登录全名，即：舒庆春，字醒痴。19岁左右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期间，改用“舍予”为“字”，此期如登录全名，即：舒庆春，字舍予。23岁左右，领洗加入基督教，改“字”为“名”。此期如登录全名，即：舒舍予，无“字”。（后有时仍用舒庆春）
老舍很喜欢“舒舍予”这个名字，从此沿用下来，本名“舒庆春”渐为人淡忘。
这里有两个事实不应混淆：“舍予”曾为“字”，后为“名”，二者是有区别的。
二、取字事小，改名体大
俗话说得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盖因取“字”事小而改“名”体大。老舍以“舍予”取“字”及“改名”，分别在“领洗加入基督教”的前后，其中必有因由，这就是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
舒乙是老舍的后人，他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提出了“拆字”与“献身”说：
“从字面上看，他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拆字游戏，由‘舒’而‘舍予’，把自己的姓一分为二，取舍我的意思，恰好又很有含义……‘舍吾’这类的词，中国的古书中早已有之，在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中也都提倡这个思想，加之年轻的老舍在自己身旁又见了许多严酷的不公，便产生了‘一切为了别人，完全舍弃自己’的念头，索性写在名字上，当做自己行动的准则，表现了一位少年忧国忧民甘愿奉献自己去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取“字”与“改名”是两码事，应当分论，舒乙的分析却一步跨了过去。“拆字”说用来解释老舍将“舍予”用为“字”时尚可，用来解释“名”时则欠妥；“献身”说用来解释老舍将“舍予”用为“名”时尚可，用来解释取“字”时则嫌早。
21岁时，老舍任小学校长，少年得志，颇想在教育事业上做出点名堂来，其拆姓取字，也许便寄寓了奋发有为的愿望；22岁时，被提拔为京师学务局的劝学员，同年兼任北京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会长，跨“学”、“政”两界，春风得意，却与其初衷相违（参看《老张的哲学》中有关描写）；23岁时，他已陷入官场这个酱缸，“烟、酒、麻雀”样样皆通，“只是不嫖”，好歹守住了道德的底线，其行为与“献身”的正面寓意完全不相干（参看《小型的复活》）。24岁时，他大病一场，肉体与灵魂从毁灭的边缘挣扎过来，很快便领洗入教，同时改名“舒舍予”，这个新“名”颇有自我警策的宗教意蕴。
关纪新研究老舍有年，他在专著《老舍评传》中写道：
“入教前后，舒庆春很有些虔诚而又激进的表现，头一件事，是他郑重地启用了两三年前为自己所取的‘舍予’的表字，从此，舒庆春的本名，和舒舍予的字，开始被他交互使用。”
他注意到老舍改名与领洗加入基督教的联系，强调“舍予”与宗教“虔诚”有关，但他没有考证其“字”与其“名”的先后替代关系。
以“舍予”为“字”或为“名”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两件事，事实也是如此。老舍领洗入教前，文章署名或为“舒庆春”或为“舍予”；入教后，所著译的宗教文章全部署名为“舒舍予”；不仅如此，此后，凡参加社会活动及宗教活动，需出具姓名时，他都郑重地署名为“舒舍予”。
三、“舍己”的宗教寓意是自我救赎
老舍改名为“舒舍予”究竟有什么宗教含义呢？且让我们翻开《圣经》：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Mat16:24）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Mak8:34）
以上这些段落都是基督教徒的入门宝典。老舍熟谙《圣经》，可以想见，他由经文中的“舍已”而联想到曾用过的字“舍予”，“舍己”即“舍予”，产生因缘巧合之感，便改名为“舍予”，以表达自己的宗教虔诚。
话又说回来，“舍予”在基督教义里是否具有“一切为了别人，完全舍弃自己”，或“忧国忧民甘愿奉献自己去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呢？也不尽然！
西方神学家宾克（W.Pink）在其著作《十字架与自我》中写道：“舍己，就是舍去人有罪和败坏的本性。”就是说，“舍予”有着自我救赎的宗教意蕴。
大家都知道，老舍入教是在大病初愈之后。度过“二十三，罗成关”后，他进行了痛苦的反思，“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做；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小型的复活》）他断然加入“洋教”，是否有借助神的约束来抵御外界声色诱惑的初衷呢？请看以下两个事实：
1922年上半年，老舍领洗加入基督教。
1922年9月，老舍辞去劝学员“清闲而酬优”的职务。
谁能说这二者之间没有联系。不久，老舍去南开中学执教，除教学外还兼任了学校基督教团体的一些职务，整天忙碌，旧的“嗜好”全戒除了，生活充实，心理满足，他曾自述道：
“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
有研究者以为老舍上面的表白，“颇可以成为”便是“还不能成为”，流露了与基督教离心离德的情绪。这是天大的误读！“清教徒”是基督教派的一支，“他们比任何其他传统的改革派信徒更认真地过圣洁的生活（参看《灵修神学发展史》）”。老舍全心奉主，抱愧尚不能像清教徒那样生活，正表达出无限的宗教虔诚。
四、“舍己”的宗教寓意是“奉主为圣”
“舍己”在基督教义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蕴，即“奉主为圣”，传播福音。
神学家认为：“基督徒是舍弃自我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属于基督同时又为自己生活是不可能的。”
老舍自入教后，认真地实践教义，传播福音，甚至到了衣食不继也不顾的地步。
1923年初，老舍辞去南开中学的教职返回北京，同年2月任北京教育会文书，8月在京师一中任兼职教员。这两项职务加起来月俸不过40余元，他已无力维持他和母亲的生活，况且还要自费去燕京大学自修英文。然而就在此期，他仍积极地从事宗教活动：
同年9月，任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总干事。
同年9月，任基督会北京灯市口地方服务团干事。
同年10月，任基督会唯爱社书记。
教会里的事情多，讲道、歌咏、诵诗，开办女工工厂，赈济灾民，卫生演讲，印制宣传品，每天忙得团团转，报酬什么大概是谈不上的。就在这年的冬天，老舍的经济状况陷入了绝境，为了给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他把御寒的皮袍也卖掉了。朋友罗常培去看望他，看着他的窘状，责怪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老舍竟如此回答。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在支撑着，老舍能说出这番话吗？而在那时，能支撑他的，只有宗教事业和宗教信仰。
五、“舍予”的哲学意蕴是“献身”
1924年7月，在宗教上层人士宝广林和伊文思的积极推荐下，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老舍为该院中文讲师，聘期五年。老舍束装就道，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英国期间，老舍受许地山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他的宗教信仰逐渐升华到哲学观念层面。他曾在《唐代的爱情小说》中这样含蓄地写道：“中国的宗教精神和基督教及回教的精神是不同的。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是从哲学或道学观念来看待宗教的，这和欧洲人的宗教观很不相同。”
1931年，老舍归国后，在公众场合几乎缄口不言基督教，也几乎不去基督会堂，但他并没有改变宗教信仰，只是将其从口边移到心底，由形而下变为形而上。据有关资料，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与宗教人士的接触从未中辍，基督教真义对他的影响持续了一辈子。
神学家宾克说得好，宗教信仰并非是“一种信心的目标，而是指一种心路历程”。
鲁迅说得更为透彻：“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杂感》）
研究老舍的早期宗教信仰，其重要性就在于此。老舍能够为之狂热，说明他秉性中具有为某种信念而“献身”的内在愿望；当新的信念在前头呼唤时，他便能自觉地把新的责任承担起来，且放大加重；老舍一生中曾有过若干次这样的爆发期——在新加坡时他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回国后便创作了《猫城记》；抗战爆发，他从济南来到武汉，投身抗战，立誓当“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建国初期，听到周恩来的召唤，便毅然返国，等等。
以幽默作家知名的老舍其实更是一位甘为理想献身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