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繁花》自2013年出版，热度一直未减弱，成了热门IP，各种改编呼之欲出。
去年年底，上海大世界首先上演了评弹《高博文说繁花》第一回，成为首个改编的舞台作品（完整版将于今年3月正式公演）。王家卫电影《繁花》也正在缓慢筹备中，大家也早已做好了或许要等到2020年才能观看的准备。
在一次讲座中，金宇澄说，他自己最中意的改编方式，希望有个画漫画的人，根据这部小说，“一句一句画出来”。
如今，有个杭州小伙子，正在这么做。
（一）有故事的杭州小伙子
1979年出生的王浩，现在北京生活，他并不是一位职业漫画家，是北京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带班老师。
嗯，一位男老师，带的是预科班，小朋友基本上都在6岁左右，最“皮”的时候。
“我每天带着他们吃喝拉撒，做游戏，讲故事，每天跟打仗一样，眼睛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他们。”
聊天时，记者总想把他往“漫画”的路子上引导，结果——
你在杭州读的大学吗？美院？
不是，在北京读。
什么学校？
北京大学。
……什么专业？
心理学。
再看看他的杭州轨迹。杭七中读初中，杭州人都知道，这是一所美术很好的学校，但他念的也不是美术班。高中读的是杭二中，这蛮符合一条尖子生的成长路线。王浩说，当时他走的就是一条传统的路子，考一个好的高中、大学，属于乖学生。
为什么会读心理学？
因为第一志愿没录取啊。
第一志愿是什么？
医学。
……为什么？
其实挺搞笑的，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给我看病，我想自己给自己看病哈哈哈。
那心理学呢？
航天航空啊，数学啊，我都学够了，一看心理学，还挺好玩的，就学这个了。
用当时的传统眼光看来，画漫画并不是一条“正途”。
“进了大学，我开始考虑，自己该做什么，我才敢于去承认自己要画漫画。原先我都不敢承认，因为画漫画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儿，内心有恐惧感。”
大学毕业后，他回杭州工作了五六年，后又去上海，在各种企业都做过，“挺折腾的，内心一直想实现自己的漫画梦。”
如今的工作，听起来还是和漫画家的身份，相差有点远。
“管小朋友的劳动强度非常之大，要开动脑筋，得经常调整内心的平衡，不能抓狂，很挑战，在过往我做过的工作中，挑战性可以排前三。”
那么，在带孩子过程中，心理学能用上吗？
“汗，完全忘记自己是学心理学的了哈哈哈。”
他在微信上打出这行字，一个流汗的表情。
北大毕业的男生去幼儿园带孩子，这背后一定有故事。
“北大毕业的放在哪里才算不屈才呢？”王浩笑着反问了一句。他觉得没那么复杂，和小朋友斗智斗勇时，可以把自己的专长用起来，用画画与孩子交朋友，“我现在工作的状态还挺快乐的。找这个工作是和自己的兴趣挂上勾，能够胜任，就去了。当然，如果能有更多收入，更多闲暇时间，也是自己想要去追求的，但并不焦虑于此，还是心态，性格的关系吧。”
王浩的声音听起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温柔安静，很淡定，说话间，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耐得住性子的人，再看看他发来的照片，颜值很高。这几点加起来，蛮符合一个幼儿园男老师的暖男形象。
（二）蒲包、旗袍，老金和小王的“代沟”
不过因为要画《繁花》，他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5点下班，晚上到凌晨的时间，用来画画，“我现在觉得压力有点大，有点像蜡烛两头都在烧。”
为何这么说，因为遇到了《繁花》，“自打画漫画以来，遇到最难的作品。”
如果从1999年给一家报社画连载算起，他入行也快20年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元火漫画社的引荐下，成为一名漫画供稿人。广告类的，插图类的，或者给小朋友画的连环画，是他平时接触比较多的类型。文学类他画得很少，此前改编过网络小说，穿越、神话，总之是架空历史结构的。
《繁花》是另一个极端，像一块压缩饼干，看起来简练，实际上密密匝匝，每一处细枝末节，马路、楼房、邮票、服饰，都有真实的生活打底，且时代印记鲜明。王浩属于近80后人，虽然在上海生活过几年，但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几乎是陌生的。
金宇澄却看到了王浩的另一面。
大约一年半以前，两人通过一位编辑认识了。刚开始，王浩给金宇澄看了一些他画的上海街道风景。
金宇澄说，这样的静态？不行不行，画一场冲突怎么样？比如画小说引子里“抓奸”一场？
这是小说开头最精彩的一段，节奏感极强，看到紧张处，都有点不敢喘气。
王浩立刻回去画了。
“很生动很活泼，我极其满意。“金宇澄当时就这样说。觉得王浩对《繁花》有独到的诠释，尤其在连环画如何体现人物关系方面，非常自信。
金宇澄的感觉很准确。
“我现在比较自信的一点是，除了金老师和责任编辑以外，我可能是对这本小说做解剖做得最深入的人。”王浩这样说。
在动笔前，王浩把小说里的所有出场人物、身份，做了详细的统计，所有人物都有一个档案，怎样出场，有哪些特点，一一归档。
他的统计方式很特别，比如阿宝第一次出场是10岁，他统计一次，15岁再出场，又会记一次，这样一来，整部作品有超过1000个出场人物。而且，他还不是按角色统计，有时候出现一只猫，也要算进去，只要是能动的，甚至是一个人聊天时口头带出的另一个人，可能都没出现，只是说起，他都不放过。
最难的，还是考证。
其实，在作者的层面，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王浩为什么还要再去“考”一次？
“因为作者给到的是文字，我需要具像化，很多东西，当事人或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懂了，但我要画出来，那就惨了，我必须真的看到过，找到那个东西，否则我是画不出来的。”
这一年半，王浩每天就是上网搜各种资料，但问题是，书中实在太多细节了，“有些百度也无法轻易百到的东西”，比如关于阿宝父母、阿宝孃孃等人的角色设定；比如各种类型的建筑的区别——花园洋房、英式公寓、联排洋房、法式公寓……比如“长江兄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用画表现太难了，比如1970年上海工人家庭内景如何？具体器物如何？1960年代电车什么样子？资本家家里什么摆设，还有地段、区域的区别，服装发型是什么样……”金宇澄说，他和王浩经常来回讨论，“这也包括了年龄、阅历的差异了，相信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引子里，陶陶在菜场卖大闸蟹，遇到老朋友沪生，“拿过一只蒲包说，一点小意思。”
蒲包，王浩小时候有模糊的印象，大概就是用稻草绳裹一下？他在网上找了一张照片，是一个桶装的，但跟金老师一印证，又不太对头。金宇澄画了一只发给他，蒲包的肚子有点大，像瓮。
在画人物服装时，王浩也有误区。他一直认为1949年以后，人们的服装都统一变成了军装，或者中山装，但跟金宇澄一交流，才发现上海不是那样的过程，女人还是可以穿得美美的，穿旗袍一直到1966年底，之后才基本不再穿了。
所谓什么时代，人们就什么样，其实并不是。这里面，层层叠加，并不是一般概念化的市民。
为何记得这么清楚，金宇澄回忆1966年前的上海女工已经不穿旗袍了，这和工作性质有关，旧时代工人一般也穿“短打”，1966年，金家被迫从市区搬进工人新村，金母还穿着旗袍，家常的那种，“我知道这年以后，就没人穿旗袍，居家旗袍也不再穿了，工人新村的女人都要做工，穿旗袍并不方便。当时的环境让我羞愧，我母亲怎么还穿这样的服装，什么家务也不会做，炉子也不会生，都要学，邻居有时候会帮忙。”
（三）一千个“不响”与无数场饭局
对于这些“代沟”，金宇澄是有准备的。
“贺友直《山乡巨变》（连环画）的场面和细节太牛了，年轻一代要做到是难的，但是做，总比不做要好。” 金宇澄说，这其实也牵涉到城市、乡土的问题，城市是更丰富，更细致，更有年代和细部的要求。
“比如贺老自己都说，旧时代他没有进过上海的舞厅，最了解的只是城市底层，我记得好像华三川（连环画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更细致些，这都和记忆、阅历、见识有关，包括表现城市的男女关系，也会和作者本人的阅历有关，比如民国连环画《金瓶梅画集》（作者是张光宇弟弟曹涵美），包括叶浅予，张光宇的上海，实在是独到。”
金宇澄深深知道，城市细节是最难掩饰的，去年王家卫导演问他：他是否认识很优秀的上海美工？意思是，现在很难找到一个表现上海旧时代场面的电影美工了。“过去的内景，比如布置《林家铺子》小杂货店里里外外那种场景味道的电影美工，你找一个我试试。”
“王导遇到的难题，其实跟我是一样的，也因为上海的影视基地，都是以1930年代为背景的。”王浩说。他边找资料边画，速度很慢，目前正在创作《繁花》的第一本，涵盖原著的引子、第一和第二章。他希望能够“不缩水地”原貌来呈现作品，估算一年画一本，“如果有幸能画到第十本，就需要十年才能画完吧。”
“所以这小说的连环画本，是年轻人表现前辈生活的样式，肯定是有缺失、有不足的，但即使人物关系没能够做足，也是一种收获。”金宇澄说。
老金喜欢美术，说他父亲是苏联画家的粉丝，家里曾有一些苏联美术画册。最近这两天，他正在看《伊比库斯的预言》，是据阿·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作者帕斯卡尔·拉巴泰，法国著名漫画家、导演，“法国高手，极其动人心魄。”
金宇澄说，好的连环画家，几乎就是电影导演，都一样用画面表现情节，大导演画的分镜头效果图，就是连环画。是否可这样说，金宇澄在《繁花》中无论描述房里房外、还是衣物、花卉、男人和女人，既是文字版，更是图像场面的描绘，除文字产生的图像化，金宇澄自己也为文字配插画，《繁花》、《洗牌年代》里都有过这样的尝试：1970年代中期，上海居民的婚房如何摆设、物资匮乏时代的邮票细部，如何梦幻、1967年的白球鞋，怎么搭配袜子和裤子最时髦……不用多写，一张线描图，一目了然。
碰到一部难画的作品也就认了，又碰到作者本人这么能画，王浩只能做个“捂脸”的表情。
“我觉得金老师就是一个漫画家，文字有强烈的画面感，这对我的创作来说，有利有弊。比如，他已经写得很具体了，我不可能像零件一样，一个一个拆下来，再画出来摆出去，这样画也没味道。”
第一章开篇，阿宝和蓓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眼前是半个卢湾区，金宇澄写：“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
老金自己也画了一幅插图。
王浩把金宇澄的画收集下来，先按他画的图景去找资料——小朋友坐在两三层楼高的房顶往下看，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备好翔实资料库的基础上，他再选择用或不用，以及如何用——“我的出发点是忠实于原著。但有时候会出于画面感的考虑——要通过画面感染人，就会做一些取舍。”
比如这一段，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动态图卷，必须借用摇镜头的方式才能展现，并且还有打雷和太阳底下两种版本，“我在漫画中却只能一图以蔽之。”王浩说。
繁花里有很多“标识”，比如有一千多个“不响”，还有无数场饭局，尤其是作品里关于九十年代的生活，有太多从这个饭局游走到那个饭局的场景。这是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时代后，回归日常生活的典型表现。但是，饭局看似稀松平常，日日重复，无意义中的意义，实则有它的复杂性，吃饭的人各怀心事，表里不一，时而吃着碗里，时而看着锅里。
“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挑战的一点。”王浩说，有些饭局是有真实场景带入的，比如说去梅龙镇酒家吃饭，就得把梅龙镇酒家找到，而且还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照片，这是考证上的一个难点。
再一个难点，饭局的画面，镜头推移会比较少，几个人头反复转啊转，漫画的叙事会很枯燥。“漫画有个特点，它的镜头经常在调度，但饭局上，每个人都坐在那里，姿势又差不多，这点真的把我快逼死了，很挑战，还要让它错落有致，有节奏感。看漫画时，如果你翻过三页，都是人头，一直在说话，就会被扔掉，没有意思。”
此时，他会借鉴电影里的方法，不停用各种镜头切换，一会儿切到桌子上，一会儿特写手在夹肉，一会儿切到人物上。
虽然有时代隔阂，“时刻小心谨慎地前进”，但在创作时，王浩一直是被情绪带动着的。
他第一次看完《繁花》，心潮澎湃，经常看到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书里很多人物，总是透着一种悲，小毛出现的频率不高，却让他特别关注，因为想起了父亲，年轻时习武，做工人，很早离开了他，经历和小毛很相似，让他有一种亲近感。
画《繁花》，王浩觉得自己处在一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它需要大量大量的养份，而我要把生命中能用到的都用上去，否则就是干干的人物罗列了，我自己画得不爽，也对不起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