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穿行在文字的缝隙》，陈应松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1月版）
修炼
写作这个工作是非常疲倦、非常孤独的。你不把它当作信仰你就无法持久坚持。因为信仰需要内心永不衰竭的激情，需要一种冲动和动力、一种精神的支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十分卑下和庸常的环境中，无论你的心灵有多么高洁，你的灵魂有多么干净，你都会被你周遭的环境所消磨。没有一种坚忍的耐力，想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这可能只有大诗人屈原才能做到。许多过去写过一两篇好作品的人，之所以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他们缺乏那种简单、持久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多年以后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眼神散了，整个精神是松弛的，连身体都是松弛的。他们不像那些坚持者，有一种凝聚的力量从身体里透出来，坚持者连眼神都不同。那些没有坚持的人，他们已经在庸常的生活中投降了，变成了顶顶世俗的人，眼中的那种光已经黯淡了。而那些能坚持下去的，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做派，都与那些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是跟他的作品不断地升华和成长的，他的灵魂的境界也在不断地升华，通过作品艰难地修炼，在不停的写作中，修正自己、紧逼自己、催促自己，他才能加固和修正心中的那个信仰，在漫长的热爱和表达中，倾吐他的忠贞。
拥有资源
我们必须手上掌握丰富的资源。这本来就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时代，我们的资源就是我们的底气。俄罗斯现在为什么敢发飙？普京竟敢宣称欧洲离开他们就无法生存。因为俄罗斯是资源大国，而天然气、石油、森林资源正是欧洲的命脉。我们的文学资源包括社会资源、精神资源和生活资源。你有了社会资源，你才有担当的勇气，你就有了政治立场和写作立场。一个缺乏立场的作家很难说他有什么大出息。我们还是以帕慕克为例，在他的写作和生活中，他花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土耳其人怎样屠杀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很多诺贝尔奖获奖作家都是这样，在政治上是非常有立场的。大江健三郎曾调查并揭露日军在“二战”时强迫冲绳人集体自杀的事件，被右翼分子告上法庭并受到死亡威胁。更不要说索尔仁尼琴和艾赫玛托娃了。他们比政治家对社会更关注，而且更真诚、更无畏。同样，一个作家需要有精神资源，把文学当作一种信仰也是占有一种精神资源。没有精神资源，你的视野就不开阔，你的信念就不坚定，你也就没有更大、更高的宽容心、悲悯心，以及更深沉的爱和更高境界的对世界的理解，对他人的理解。如果没有更多的生活资源，你的书写是单薄的，既不丰富也不丰厚，总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写作有断裂感，无法做到游刃有余。你没有生活的资源，你就没有对生活敏锐的捕捉能力，你就没有揭示生活真相和还原生存现场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也是一个资源浪费的时代，完全要靠自己去寻找和取得，去挖掘和争夺。毛主席说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有了资源，你心中就有底了，你就不会焦虑，就不会去哗众取宠，扮鬼脸，玩噱头，玩堕落。你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你的写作就同时有了更高一级的保障，就能在现实与虚构、想象与真理中找到一个撬动文学的支点，你的写作才会呈喷发状。一个好的小说，是这三种资源的最佳复合体，缺一不可。
精神狂欢
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色的确是非常尴尬和落寞的，但对于一个执着于文学的人，文学依然是演绎生命的最好方法。文学是最形象、最绚烂的一种精神表达。文学是寂寞者的一种精神狂欢。时代不管怎么发展，科技和传媒无论如何发达，文学的存在依然是必需的。文学是一种最洁净、最简单、最令人沉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手工的、个体的，最原始、最传统的劳动，它什么也不借助。虽然有了电脑，但许多作家还是手写。它也是人的内心与世界发生关系最短的一种东西，不像其他艺术门类需要大量人、物、器具、声光电、后期制作、先进科技，等等。而且它永远是艺术之母。它还是表现人类才华最直接、最直观的标尺。因此，文学也是最考验人的。
文学与太阳
我想到的最高的文学境界，一如在故乡的草坡上仰卧着看太阳。
写出这样一种作品来，这么一种感觉的作品来，那就更加心无百碍，一碧如洗的境界了。
沈从文就是这么写的，看他的作品，就像是周身都有青草和阳光的气息，身旁是故乡老人的墓群，而太阳是彻底地好，彻底地慢慢悠悠，清风蹚过鼻扇，耳旁只有细碎的蜂鸣。他的另一类作品，犹如坐在石头上看流水，也是深远平淡得不行，而村野的气息、山峰的气息和缆绳的气息蒸腾而来，让人百骨皆酥，如入乡垄，满脑都是少年情怀的涤荡。
我想写出这样一些作品来，它需要的是宽容，是对许多世事的放逐与静观，是丢了私利的真性皈依、本性皈依，是大智大勇。
作品中一地阳光的醇厚应该是没有阴影的，它亲切，不带偏见，作品中到处都是在水中岸上走来走去的、没有威胁的乡人与漂客，无穷烦恼，生死亲情，人去楼空的景象，成全了又一个老屋叹息的往事，加深檐阶的磨痕。让作品被年年相似的阳光摊晒，晒出几许乡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