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相信失败》，陈文茜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蔡康永：给年轻人的短信
陈文茜：你说，人生如果踏错几步路，就把它当成跳一支舞。
蔡康永：我想，文茜跟我，人生都经历过一些很有趣的片段。有时事后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犯了一些错。各位其实跟我们一样，常常都要面临一些困惑，或是很难抉择的时刻，过了几年回头看，觉得当时好像做错决定了。如果发现你跳错了某个步子，就把它当成是舞蹈，而不要觉得自己是丢了很大的脸，我觉得那样会好过一点。这是我给自己的解脱之道。
陈文茜：我回台湾快十九年了，回来后没有多久就遇见蔡康永，这几年看着康永历经各种不同的角色。他写文章，有时他的文字里会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这类，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章，居然叫作“挖鼻孔要靠自己”？
蔡康永：对。有阵子我对这件事情很有体会。去剪头发时，都会请理发师帮忙掏耳朵，我跟朋友聊说，怎么只请人家掏耳朵，为什么不顺便掏鼻孔呢？后来朋友说那我们来试试看，互相帮对方挖一下鼻孔。结果发现，把手指头伸进对方的鼻孔以后，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转动，研究了一下，无功而返，手指头退出了鼻孔。然后就得出这个结论：挖耳朵可以靠别人，挖鼻孔要靠自己。
陈文茜：我很喜欢给自己做各种不同的造型，还有一个人也很爱给自己做造型，就是康永。蔡康永有好几个面向，你喜欢让自己百变很多角色？
蔡康永：是。讲到造型，我感觉华人演艺圈里，有时被规范得比较死板，尤其是男生，在很多典礼上看到的男明星，大部分只走帅气路线。我当然不用妄想帅气这件事情，所以反而可以很放松地做奇怪的造型，因为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
其实就是一种想恶作剧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华人世界里有点危险，因为很多公众人物幽默感若掌握不好，就变得很恶俗，或很让人觉得不舒服，可是如果完全没有幽默感，又好像变得很古板。
陈文茜：我这辈子最认真、不得已看京剧，是被蔡康永害的。
蔡康永：那一次很有趣。当时有剧团来台湾表演，我请爸爸去看戏。因为爸爸很欣赏陈文茜，我就请文茜一起去。她当时大概也很为难，不好意思不答应。爸爸看到陈文茜在，当然非常高兴。我还很细心地为文茜选了一出跟政治有关的京剧，有各种绿脸、黄脸、白脸、黑脸、红脸，整个过程中，我不断跟陈文茜解释每一个脸谱代表什么角色个性，对应于台湾政坛又是哪一个人之类，希望她不要觉得那么无聊。她大概也体会到我的苦心，勉为其难地陪着我们看了一晚上的京剧。
京剧就是今天的戏剧，清朝时进了京之后变成京剧，其实起源是徽班，大部分人可能会把京剧跟昆曲当成很类似的事，其实不太一样。相对于昆曲，京剧非常讲究娱乐感，两者的差别在于京剧有非常大声的节奏乐器，像锣鼓。一般昆曲的角色出场，大概是随着笛音，慢慢地飘出来，可是京剧人物出场时，非常讲究让观众精神为之一振，“铿锵、铿锵、当！”一亮相，观众就会说“好”！所以京剧是非常希望观众热情参与，而且能够一再发现舞台热情的一个剧种。
我大概十岁左右，周末经常被爸爸带去中华路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我发现京剧很好看，因为有很多杀人、放火跟通奸的剧情，还有负心汉抛下女主角，女主角变成鬼之后又回来抓他这类非常精彩的故事，或是包青天把陈世美推上虎头铡，铡成两半，都是很刺激的戏。后来回想，才发现爸爸对我的教育很古怪，从小就让我看杀人放火、通奸、贪污这些内容。
陈文茜：爸爸跟你年龄差几岁？你念大学时妈妈走了，爸爸是在你三十几岁的时候走的？
蔡康永：爸爸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出生。爸爸走的时候，我在做《真情指数》，他没有看到《康熙来了》这个节目，不然我想，我爸可能会很错愕吧。
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TVBS—G创台时期的《翻书触电王》。那时候小燕姐找我主持，说要做两个节目，一个读书节目，一个电影节目，我建议并成一个节目，介绍书同时又介绍电影，更重要的是，我要介绍漫画，因为我觉得大人对漫画有很深的误解。
当时有一集请王建煊当特别来宾，录像的观众是台大漫画研究社的同学。介绍一套漫画《墨攻》，讲诸子百家的墨子，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觉得那套日本漫画把墨子的精神阐述得非常精彩。
王建煊当时说，他完全不懂为什么要看漫画，十本漫画里面讲的事情，比不上论文里面一页讲的事情有意义。他讲了这段话，台大漫画社为之哗然，当场就跟他辩论了起来。第二天上了报纸，不是上娱乐版，是上政治版，意思是政治人物不懂漫画这件事情。
那时爸爸觉得他看不懂我在主持什么，因为我爸爸他也是不看漫画的，虽然他很高兴儿子上了电视，可是他不懂我在干吗。所以，后来我主持《真情指数》，他非常高兴，因为访问的都是达官贵人、社会贤达，像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企业家，他就比较放心一点。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我觉得他很放心，如果他后来看到《康熙来了》，应该又会觉得很不安吧。
陈文茜：听康永讲爸爸离开的事，我觉得他有一种本领，可以把他人生里逆风的事情、有一点悲怆的东西，找到不同的看待角度。